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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看不见的手”

徐晔嘉/文 市场是资源配置的一种重要而有效的方式,这是经济学家们长久以来的一项共识。那么,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有效性又源自何方呢?对于这个问题,被誉为“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在其著作《国富论》中首先提出了一个关键点:参与经济运作的个体为了一己私利而进行的商业行为,往往恰好为整个社会的福祉做出了相应的贡献。随后,“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哈耶克在其论文《论社会知识的运用》中给出了另外一个关键点:尽管没有一个个体能够掌握整个社会中所有与经济运作相关的全部信息,但是这些信息能够通过交易行为反映在价格信号当中,并以此引导市场的运行。这两个关键之间有机结合,便得到了而今广为人知的所谓“看不见的手”:在市场经济中,追求自利的个体之间的交互本身就足以保证效率,而无需像计划经济那样,依赖某个中央委员会全盘规划,用“看得见的手”来调控经济。

抓住“看不见的手”

徐晔嘉/文 市场是资源配置的一种重要而有效的方式,这是经济学家们长久以来的一项共识。那么,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有效性又源自何方呢?对于这个问题,被誉为“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在其著作《国富论》中首先提出了一个关键点:参与经济运作的个体为了一己私利而进行的商业行为,往往恰好为整个社会的福祉做出了相应的贡献。随后,“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哈耶克在其论文《论社会知识的运用》中给出了另外一个关键点:尽管没有一个个体能够掌握整个社会中所有与经济运作相关的全部信息,但是这些信息能够通过交易行为反映在价格信号当中,并以此引导市场的运行。这两个关键之间有机结合,便得到了而今广为人知的所谓“看不见的手”:在市场经济中,追求自利的个体之间的交互本身就足以保证效率,而无需像计划经济那样,依赖某个中央委员会全盘规划,用“看得见的手”来调控经济。

与此同时,经济学家们同样认识到,市场在配置资源的过程中,也常常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一方面,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并非总能完美重合;另一方面,市场摩擦的存在也会使得价格信号无法正确地指导市场运作。自然而然地,有些经济学家选择退后一步:既然“看不见的手”失灵了,那么我们就应该寻求“看得见的手”的帮助,转而依靠行政力量进行调控。而有些经济学家则选择更进一步:市场无效的根源,恰恰是因为“看不见的手”受到了束缚,所以,必须进一步拓宽“看不见的手”能够发挥作用的领域,并给予其相应的指引,才能让市场重归有效。法学家埃里克·波斯纳和经济学家格伦·韦尔正是后一种观点的坚定拥趸,而他们共同撰写的《激进市场》一书,则是这种观点的一部集大成之作。

“激进”一词所对应的英文Radical有两重含义,在词源学上它意味着“追溯到事物的根本”,而在政治学上它意味着“偏好社会制度的重大变革”;因此,“激进市场”同样拥有两重含义,一方面,要追溯“市场”这一概念的本质,另一方面,要用更加先进的理念来变革当前的“市场”经济,特别地,就是要解决上述两个“不尽如人意”之处。

就解决方案而言,两位作者所采用的风格可谓是“简单粗暴”:他们首先注意到,当前经济运作中无效率的缘由之一是市场结构问题,或是如垄断或寡头市场这样受到市场势力的影响,或是如私人产权或者政治权力这样根本不存在市场,两者的共同点在于缺乏充分的交易,相应的信息无法反映到价格信号中,进而就不能依靠价格信号来有效率地配置资源。

既然问题在于缺乏充分的交易,那么最直截了当的方案就是创造交易的机会。例如,对私人产权的保护有时会带来资源的浪费:欧洲的土地贵族们宁可躺着收点薄租,也不愿意将土地出售给工厂主以换取高昂的回报;美国高铁项目沿线的钉子户们迟迟不愿意接受补偿协议,最终拖得项目放弃建设。对于这种情况,本书第一章探讨了“公有制自评税”(简称COST)的体制:对于任意商品,其拥有者必须声明其价值,并按照声明的价值缴税,同时其他人均可以按照声明的价值购买该商品;这意味着,所有商品都被摆上了货架,交易的机会被充分扩大化,从而保证价格信号能够正常发挥作用。特别地,这里所说的商品并不仅限于通常会被交易的商品、房产或土地,还包括如政治权力、人力资本等等更加无形的“商品”,COST使得这些无形商品也能够被定价,进而得到有效率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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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比如,劳动力在国际市场上并不能自由流动,想要前往美国工作的外籍劳动力必须得到公司的担保(也即通常所说的H-1B签证),这导致了同样技术水平的劳动力在不同国家的收入差距可以有十倍之多,也意味着劳动力配置上存在无效率。本书第三章提出的“个人担保签证项目”(简称VIP)就试图解决这一问题:不仅公司可以担保外籍劳动力,符合条件的个人也同样可以“承包”为外籍劳动力担保的责任,这就扩大了劳动力跨国流动的机会,特别是那些很难得到公司担保的低技术水平的外籍劳动力。担保人可以获得被担保人工资的一部分作为利润,但同时也必须承担如为被担保人缴纳社会保险或在被担保人犯罪时进行赔偿的责任。

再比如,本书第五章提出“数据作为劳动成果”的概念:当用户在社交媒体上发言或在电商网站上购物时,所有这些行为信息数据都是用户的“劳动成果”,但是用户却几乎免费地将其分享给了网站,但对网站而言,这些近乎免费的数据又是非常粗糙且难以依赖算法进行有效处理的。如果允许网站和用户之间进行交易,用户向网站“解释”这些数据(如在照片里“圈”出朋友、给文字状态加注心情、甚至回答一些问题等等),而网站支付一定的报酬,并利用这些更精细的数据向用户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对双方来说显然是“双赢”的局面。

经济运作无效率的另一个缘由则是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不一致。从最优化的角度来说,一个比较经典的结论是,最优结果发生在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相等处。如果同样的行为对个人的边际成本或边际收益与对社会的边际成本或边际收益并不相同,那么就意味着个人选择的最优结果并不符合社会最优的要求,于是依赖个体互动的市场经济就不能达成整体的有效率。对于这种情况,同样直截了当的解决方案则是,把个人的边际成本或边际收益加以调整,使得其遵循社会整体所评价的边际成本或边际收益,个人的最优选择就与社会的最优选择相重合了。

这种解决方案的思路集中体现在本书第二章所讨论的“平方投票”(简称QV)当中。相比于通常采取的投票方式,平方投票有三点重要区别:

其一,当有多个事项要进行投票时,平方投票要求设定一个有限的投票预算分配在各个事项中。通常的投票方式相当于设定了无限的预算,这意味着每一次投票的成本为零,而零成本往往会导致投票结果更为极端;有限预算则给投票增加了机会成本,对于不太在意的事项可以少投票,并将省下的预算用于在更在意的事项上投出更多的票。

其二,可以投支持票,也可以投反对票,最后计票时相互抵销。允许投反对票,是为了让支持的意见和反对的意见获得平等的权重;特别是在事项有较多的选项时,若只允许投支持票,若对某个选项有一票程度的支持,则只需要投一票,而若对某个选项有一票程度的反对,则必须给除该选项之外的所有选项均投一票才行。

其三,在对每个事项的每个选项投票时,可以投不止一票,但投出票数所耗费的预算为票数的平方,这也是“平方投票”这一名称的来由。之所以是平方,是因为票数本身反映了该事项对投票者的重要程度,在边际上多投一票的收益与当前票数成正比,因此边际成本与当前票数也应当成正比,总成本就相应地是票数的平方量级。

本书第一章对COST的讨论也是如此:对社会整体利益而言,商品被声明的价值应当恰当地体现出商品的实际价值。为了达到这一点,必须合理地选择商品所需缴纳的税率。显然,商品所有者不会报低价值,因为这样可能会亏本被别人买走;而恰当的税率可以保证商品所有者也不会报高价值,因为额外缴纳的税费无法被商品本身创造的利润所弥补;于是商品所有者会恰好报出商品的实际价值。

两位作者所提出的这些“简单粗暴”的方案,总结起来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在最大限度发挥市场作用,依靠对各参与个体提供激励并使之交互来维持经济运作的同时,仍然需要一个较为中心化的机构来创立并持续维护这个市场以及相应的机制。这就好像,表面上市场有条不紊地接受着“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但其实这只“看不见的手”却又被某些机构抓在手中。这种由中心化的机制设计所创造和驱动的去中心化市场,似乎存在着某种微妙的内在矛盾。

类似的矛盾出现在另一个同样“激进”的市场——数字货币。以比特币为例,尽管其底层的区块链技术意味着可以进行去中心化的交易,但是比特币的诞生完全脱胎于一段代码(其创造本身是中心化的),同时一些主要的数字货币交易所承担了大量交易和记账的职能(其运作也部分是中心化的),更不用说比特币常常受到监管部门的限制,例如我国就曾一度禁止比特币交易。

对于这种内在矛盾,不妨借鉴一下经济学家们对于科斯定理的两种不同观点。科斯定理说的是,在没有交易成本且产权明确时,社会最优结果总是可以通过谈判实现。提出这一定理的科斯本人是一名法学家,因此最初刊载这一结论的论文用的是文字描述,后来经过经济学家的整理,才被重新用数学语言严谨地加以证明。经济学家们(特别是与科斯同在芝加哥大学的“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对科斯定理的普遍观点是,这一定理论证了“小政府”的合理性,政府无需介入分配,而只需要承担明确产权的责任,充当经济的“守夜人”;然而,科斯本人则认为,科斯定理的价值并不在于告诉经济学家“没有交易成本时政府只需明确产权”,而是在于说明“没有交易成本的情境是无趣的”,换言之,科斯定理应当被视为研究正交易成本市场的垫脚石。

对于任何去中心化的市场,最初创造市场的中心化的机制设计,就如同是科斯定理中所说的“政府必须承担明确产权的责任”。但即使撇开这些不谈,在市场运作过程中不需要任何监管的介入,无疑是过于理想化的,就如同假定没有交易成本而去运用科斯定理一样。科斯后来对企业组织的研究提出,在正交易成本的世界中,员工会自发组成企业以降低交易成本;类似的,一些自发形成的中心化的机构和对中心化监管的需求,同样也是市场为更有效配置资源所作的权衡取舍。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许多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机制,在刚被提出时往往也是非常“激进”,或者是不被理解的。举例而言,以本书中着重提及的经济学家维克里命名的“维克里拍卖”,也即“第二价格密封拍卖”,对于从未接触过相关概念的普通人来说就会显得特别奇怪:这一拍卖方式要求竞拍者在信封里写上竞拍价格并密封好上交,最后竞拍价格最高的人获得拍品,并支付第二高的竞拍价格。对于普通人来说,“拍卖”一词带来的印象恐怕都来自于公开拍卖,特别是从低到高叫价的英式拍卖;而说起密封拍卖,比如招投标,也通常是第一价格密封拍卖,即竞拍价格最高的人获得拍品并支付自己的(也即最高的)竞拍价格。但是,“维克里拍卖”有着诸多优点,特别是在理论上可以证明,竞拍者的最优选择总是写上自己的真实心理价位;而且,类似的机制可以推广到更一般地资源分配问题中(被称为VCG机制),在如广告竞价排名市场中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就本书而言,特别是第一章的COST、第二章的QV和第五章的用户有偿“解读”数据等等,都已经在虚拟数字经济平台上得到了小范围的应用。事实上,本书在发售之后,引起了区块链和数字货币产业的巨大回响,特别是受到著名区块链平台以太坊的创始人维塔利克·布特林的力捧,这其中主要是因为“激进市场”与区块链对去中心化的理念有着相同的诉求。除了数字货币以外,区块链技术一直以来都处于缺乏重要且不可替代的应用场景的尴尬境地,而本书中的一些想法无疑为区块链技术的进一步落地创造了新的契机。

与此同时,将本书中的设想应用到现实社会当中,除了技术实现上的困难之外,更重要的恐怕还是观念上的改变。比如,作者设想将COST应用到政治权力中,这意味着花钱买政治地位或政治影响力成为可能;再比如,作者提出,受个人担保签证项目担保的外籍劳动力,应当允许其工资低于本地的最低工资,因为本地最低工资相比较其在母国所能获得的工资也实在是太高了;再比如,允许社交媒体向用户支付薪酬来“解读”数据,其实就是变相地花钱购买隐私,甚至在第五章开头作者给出的假想情境的对话中,社交媒体购买的还不是用户本人的隐私,而是用户好友的隐私。

诚然,这些“激进市场”最终未必按照本书所描述的那样呈现,但是“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本身的潜台词就是“任何物品都可以被定价”,进而“任何物品都有可能花钱买到”,这恐怕与大多数人的朴素价值观相矛盾。然而这其中未必没有调和的余地:一方面,任何物品在参与到经济运作当中时,总是会客观地产生一个 “价格”,这个价格并不仅仅是这个物品自身的特性,同时也部分反映了物品与周围环境的交互。例如,尽管我们总是说生命无价,但是如果真的这么计算,那么我们平时恐怕就只能整天躺着不动了,因为任何有可能造成死亡的行为,无论可能性多么低,都必然具有负无穷的效用;反之,既然我们并未选择卧床不起,甚至有时还会主动参与一些危险性不低的行为,那么必然意味着潜意识当中我们对于自己生命的估值并非无穷,而是一个有限的数字。政治权力也好,被担保的资格也好,用户的隐私(甚至是用户知道的别人的隐私),总是可以相应地根据其涉及的市场行为定价。另一方面,在一个充分市场化的社会,也许会有更丰富的办法来纠正“错误”,比如说,政治家的形象本身也会被商品化(将COST应用于人力资本中),而公开地将政治影响力出售给错误的对象会使得政治家的形象大幅贬值,因而即使可以购买政治影响力,其价格也会因此被定在高位甚至于没有人会真的去购买。

总结而言,本书是一本需要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始终保持强烈的好奇心和活跃的想象力的作品,堪称是经济学家的科幻小说。正如科幻小说未必需要描绘真实的未来一般,本书所描绘的种种想法终究也只是一系列思维实验,对现实因素的种种考虑也难免顾此失彼。但重要的是,本书为读者展示了一种和当前的经济运作体系迥然相异、更具有革命精神的未来经济图景,这本身就意味着无限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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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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